“參加‘三下鄉’活動既是做公益，也能學到好多。但有時候遇到一些老伯老姨來問診，我們不懂，就覺得很無力。”王楓是廣東醫科大學大三學生，不久前剛結束“三下鄉”之行，談及其中的遺憾，她言語中透露著些許無奈。
作為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的一種重要形式，大學生暑期“三下鄉”至今已實施近20個年頭，在推進素質教育和大學生全面成長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其落實情況和長效機制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各種形式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普遍面臨的。
專業知識儲備不夠、經驗不足、前期準備不充分，是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一大短板。汕頭大學教師肖亮恩曾連續3年帶隊并指導大學生社會實踐調研，在他看來，短期調研獲取的數據有一定效用，但樣本量顯然不足，“大多沒有進行充分的思考和研究”。
學生能力不足、準備不充分的現象也暴露出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組織機制的欠缺。中國農業大學團委副書記韓保峰認為，學生能力不足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其中有些問題可以通過前期學校組織培訓和指導老師指點來減弱甚至避免。“這是個系統性的工作，把住入口關比較重要。”韓保峰說。
“實踐過程中老師的指導也同樣重要，對實踐要進行總體規劃和指導，還要對實踐目標進行評價，指出學生的不足。”華北電力大學團委書記王集令說。
但在現實中，指導老師作用的發揮往往參差不齊。南京大學的小梁在大一暑期曾參加一項社會調查，“指導老師沒起多少作用，前期一直沒聯系過，最后跟他說了選題，聊了論文就通過了。”小梁說。
“指導老師的作用很重要，他們積極性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學校的激勵機制不完善。”韓保峰說。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對大學生社會實踐成果的評價上。“有些高分實踐團隊可能并沒有做什么扎實的實踐調研，實踐了兩三天，玩了七八天，但是后期案頭工作特別到位，一樣能拿高分!”就讀于北京某高校的小柯抱怨說。在他看來，學校對實踐成果的評價主要依據文書報告和答辯情況，而非實踐的實際實施情況。
有收獲，但含金量不高，過程不規范，讓更多大學生在暑期社會實踐面前慢下了腳步。
“找一個有趣的課題不容易，學校要求也不高，大家‘能水則水’，積極性自然高不起來。”北京理工大學學生黃俊鵬坦言。
韓保峰認為，社會實踐隨著時間一直在變化，當下學生對實踐的目標不應設得太高，要回歸本質，即“使學生對社會有一定的認知”。“現在農村不差大學生帶來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這個過程來學以致用，同時變得更有人文性。”韓保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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