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5日，滿載70余人的數架飛機自戰時陪都重慶飛抵青島，飛機上一位乘客思緒萬千。一方面，他有感于抗戰勝利，國家百廢待興因而躊躇滿志;另一方面，他又隱隱預測到當前的和平不過是鏡花水月，國共紛爭再起之際，紡織業的發展難免功虧一簣因而焦躁不安，他就是新任中紡青島分公司總經理——范澄川。除他之外，故事里還有幾個重要角色：中共地下黨員王新元、畢中杰、趙仲玉，國民政府駐青綏靖主任劉安琪、參謀長馮驥，軍統特務陳孝祖。一場青島紡織廠的真實版“潛伏”開始上演。

地下黨打入青紡高層

坐在飛機上的范澄川內心考慮的主要問題就是青島紡織業未來的發展，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遺留在青島的36萬余臺紗錠無疑是一筆天價財富，對于抗戰勝利伊始的中國來說，如何及時接管這些資產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國民政府似乎搶先了一步。

1945秋天，在宋子文的提議之下，國民政府成立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負責經營敵偽投降后的紡織工廠及附屬事業，該公司在青島、天津以及東北另設分公司，負責當地的接收事務。日本投降不久，范澄川即出任中紡公司青島分公司經理一職，他們一行70余人于1946年1月抵青 ，接收了青島的九個紡織工廠。可范澄川的內心卻相當矛盾，據他事后回憶，此次接收行動他早就心存疑慮：“就政治上來說，國共已經合作，青島當時是在解放區的包圍之中，政權早晚是要易手的，嚴格說來，應該由共產黨派員接收經營，國民黨何能越俎?”他將當時的接收稱之為“摘桃子”，認為國民政府此舉乃是搶奪勝利果實，“下山摘桃子”頗不合理。“可是，青島各廠是一份寶貴的財產，不管政治如何變動，前途如何艱險，我們一定要把它保存下來，不能讓它受到絲毫的損害。”

其實當時的范澄川大可不必為此焦慮，因為跟隨他一同前來接收的人員中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其中個別人的職位之高或許出乎他的意料。“在1946年1月，地下工作者王新元就已經打入輕紡分公司的高層了，他的職務是青紡公司的副經理。”王立永說，“除了王新元之外，還有畢中杰、劉泓等地下黨被安排在了分公司各部門以及各企事業，要說咱們可不比國民黨慢。”這場出色的地下斗爭活生生地在國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上演，可并未被發現。據畢中杰后來回憶，王新元乃是經董必武批準打入了青紡公司的內部，其他的地下黨員則是他安插的。這些地下黨員到達青島時接受檢查的過程頗為驚險，所幸均未被發現。如畢中杰在青島碼頭曾經受到國民黨憲兵的嚴厲檢查，幸而“隨身攜帶的一部分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藏在木箱夾板里”，才躲過一劫。

在此后的幾年里，青紡公司內部的地下黨員秘密的發展壯大力量，宣傳進步思想，甚至不定期召開了座談會。王立永稱，當時的座談會基本上是以聚餐的方式進行，內容則是相互交換觀點，傳達陜北廣播電臺的消息和評論。不過百密一疏，這些活動還是被以匿名信的方式舉報給了中紡總公司總部，“當時形勢是很危險的，那封匿名信中稱青紡公司內部有異黨分子活動，估計是有叛徒”，這封匿名信經總部交給了范澄川，范澄川并沒有處理此事，而是把信件轉交給了王新元，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副經理，此后座談會改為個別聯絡。

一則消息救了范澄川

范澄川通過他獨特的方式保護地下黨員非止一次，王立永把他歸結為一個“政治開明的愛國知識分子”。1947年，當時的青島警備司令部曾經給范澄川發出一封電報，內稱在青紡公司發現一名共產黨員，要求他查明事實，但范澄川的答復是其人確系共產黨員，“已經把人放走了”。原來之前范澄川曾經幫助警備司令部的司令販賣過一批布，并且拒絕了對方的酬謝，他就是依仗這這層關系才敢于如此大膽行事。

到了1948年，范澄川的行為終于得到了地下黨的肯定回應。解放戰爭的戰事勝利進展，國民政府敗兆顯現，2萬多公斤的烈性炸藥被運到了青島，國民政府這一行為的目的很明顯，即是在敗逃之際炸毀工廠，破壞生產。當時的范澄川出于知識分子的滿腔熱情自然感到沮喪，他想要保護工廠，但力不從心，直到有一天，他發現在自家信箱出現了一份革命宣傳材料，材料號召保衛人民財產，保衛青島的各個棉紡廠，竟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沒多久一名地下黨員竟然主動與他取得了聯系，此人即是趙仲玉。

我們不妨看看范澄川先生自己對于當時見面時的描述，字里行間充滿了驚喜之情——“是年冬，黨的地下小組成員趙仲玉同志來與我聯系，我當時的激動是無法形容的。趙與我同住華山路13號，她住在樓上，我住樓下，之前的宣傳品正是她和郭美珍同志所繕寫、油印、投放的，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

我們不得不感嘆地下工作的嚴謹程度，范澄川先生樓上就住著一名地下黨員，可他本人對此竟渾然不知。有了地下黨員的鼓勵 ，范澄川一個大膽的計劃出爐，他想要借國民政府之手進行護廠。說來也巧，沒多久，綏靖公署的主任劉安琪和范澄川一起吃飯，期間范澄川提出戰事混亂，工廠治安不穩，難免有暴徒趁機作亂，“我進一步提出在每個工廠職工中遴選若干人，組成護廠隊，與廠內警衛合作一同守護。他沒有意識到這一著正是防止他們著手破壞”，居然表示了贊成。就這樣，范澄川先生當晚回到公司，緊急根據談話做了記錄，并且送到綏靖公署備案，從此，護廠運動大張旗鼓開始進行了。

然而劉安琪畢竟不是傻子，幾個月之后，他漸漸發現，這支護廠部隊訓練程度非同一般，并不是沖著幾個暴徒而去的，大有防范正規軍之嫌，明白就里之后他開始對范澄川恨之入骨了。“劉安琪恨范澄川到何種程度呢?他有次在上海參加宴會，喝多了酒，吐露心聲，稱范澄川是赤色分子，說要把他扔到海里去。”喝酒總歸是喝酒，現實生活中劉安琪終究不能直接就把范澄川法辦，于是他開始試探。他派人給范澄川送去機票，稱戰事動亂，要范澄川和老母趕緊去上海避難，由于范澄川多次拒絕，劉安琪疑心更重，馬上就要亮出獠牙了。

危急關頭，倒是畢中杰急中生智，“范澄川經理壓力很大，處境困難，我向城外的市委建議，可以通過我廣播電臺對范澄川提出警告，指責他籌劃高級職員準備夾帶大批公款難逃的假消息，以麻痹敵人。”

于是，十天之后，解放區廣播播出了這樣一則消息——“青島匪幫劉安琪等陰謀在逃竄前，炸毀青市工廠及市內各項建設，青島中紡公司經理范澄川也和他們沆瀣一氣……”范澄川當時并不知道這是畢中杰的主意，只覺得“倍覺溫暖”，第二天，綏靖公署的參謀長馮驥給他打來了電話問道：“聽到昨晚廣播沒有?作何感想?”范澄川當時在電話一端未置可否，喏喏連聲，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暫時安全了。

特務泄露了撤退時間

形勢一年一變，到了1949年，國民政府的軍隊江河日下，大勢已去，青島各棉紡廠的護廠工作更加頻繁了。

從現在的資料可以看出，各支護廠隊之間號令分明，訓練有素，頗有民兵的性質。《青島第一印染廠防護團實施辦法》中記載了一則警報明細，較為有趣，“大門(一班)連續兩聲短笛;北面(遼寧路圍墻一代)兩短聲，中間一間隔;東面(三班)三短聲，中間一間隔……”這種長短交錯的笛聲，既能表明敵人方向，又能說明事態嚴重程度，頗為科學。

到了這年的5月份，國民政府的官兵搶布的行為開始出現，其時，一支部隊在中紡一廠一筆就劫掠走4萬余匹布，護廠隊則連夜趕工，將剩余布匹藏入通風地溝，防止了劫掠的再次發生。等到5月28日，忽然傳來消息，稱青島當地的國民政府官兵不會撤退，這可讓范澄川和不少地下黨員焦慮起來。“原定二月份逃走的，已經推遲了三個多月，如果再推遲幾個月，我這個有共產黨嫌疑的經理將何以自處?”特別是，范澄川認為雖然各廠都在森嚴戒備，但此舉終有些守株待兔之嫌，“唯有知道對方準備何時下手，才能從容應付。”早在解放前夕，他再次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親自跟軍統特務見面，探探口風。

這次談話在萊蕪一路進行，因為范澄川許久沒有出現，特務特意問道：“你這一晌到哪里去了呢?”范澄川則辯稱近期工作繁忙，一直在各個車間走動，他央求特務在軍隊撤退前提前告知，“你們都走了把我一個人留在這里，這會害苦我的。”特務則稱，不至于如此，后來見范澄川一臉落魄神情才說：“四天為期，來晚了，我不負責。”這一席談話，使得范澄川焦慮的心情得到不少緩解，因為他由此判斷，國民政府軍隊的撤退應該就在四天之內。

5月31日，解放軍攻克了城陽，大批潰敗的軍隊撤入市內，那一晚，青紡公司下屬的九個紡織廠實行燈火管制，工廠里一片寂靜。地下黨員畢中杰回憶，那晚，“在月色皎潔下，我和護廠隊員守衛在五廠子弟小學的屋頂上，敵軍沿著公路過了整整一夜，我想著青島眼前就要解放，內心無比激動，不知不覺東方發白了。”6月2日上午，解放軍到達了滄口和四方，當天下午，市委組織部長宋子成在地下黨員的陪同下來到一廠見到了范澄川，范澄川數十年之后回憶這段歷史，仍然激動不已，“今日得見工廠完整無缺回到人民手，其感受實十百倍于其他任何人!”記者 田野[編輯：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