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調查網約工身份困擾:多數網約平臺回避勞動合同

原標題：網約工遭遇身份困擾：我和網約平臺啥關系

提要

打車、叫外賣、美容、遛狗、保潔、維修家電，甚至找大廚上門做一桌好飯菜……不經意間，這些傳統生活服務統統上了互聯網。

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不斷擴容的“互聯網+”正不斷催生新型勞動關系。

各種新型用工方式讓我們不得不思考——

網絡服務平臺運營方與提供服務的勞動者之間是否構成勞動關系?

在保證運營方和勞動者利益的前提下，該怎樣理順二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請看本報調查——

引子

“入職容易，簽合同難。”說到做外賣騎手，大連小伙兒姚建平用這八個字來形容。

他告訴記者，他今年年初去某外賣平臺應聘時，僅出示了身份證和健康證，然后再經過一個簡單的培訓，第二天就上崗了。

“我提出簽勞動合同，對方說不用。最后，我們只簽了一個協議，保險只有一個人身意外險，而且沒有保底工資。對方只是反復強調，如果每天能做30單的話,一個月下來,工資也不低。”姚建平說。

幾個月下來，姚建平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月能做400多單，公司按照好評和路程多少調整工資后，他平均每月能掙3000多元。

對于網上所說的騎手月薪過萬，姚建平認為“不靠譜”。

姚建平告訴記者，做騎手只能作為自己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過渡，找一個簽勞動合同、有養老保險的工作才是長久之計。

多數網約平臺回避勞動合同

只與網約工簽協議

同是騎手，沈陽的李鳳起品嘗過簽勞動合同的滋味，但很短暫。“我簽的合同固定期限是到2018年6月30日，結果去年這個時候，公司通知我先辦離職，再重新簽勞動協議，說簽協議后，我每個月能賺更多，如果不重新簽協議，就不能再上班。”

李鳳起坦言，他當時對合同和協議的區別沒有太多概念，所以很快自愿辦理了離職手續，并重新簽訂了一份勞動協議。但事后，他與有同樣遭遇的同事越想越蹊蹺，讓他們不解的是，之前勞動合同的期限是3年，新協議的用工期限只有1年。而且，協議上的用人單位名稱也改了，從外賣平臺的名字變成某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沈陽分公司。

與騎手這種無固定上班場所的人一樣，許多“坐班兒”的“互聯網+”打工者也在為勞動合同苦惱。

李浩俊是沈陽一家“互聯網+”餐飲企業的廚師，這家公司有自己的手機客戶端，消費者能在客戶端上下單選擇廚師上門做菜。這項新穎的“互聯網+”服務受到不少年輕上班族的青睞。2015年底，經人介紹，李浩俊來到這家企業工作。

1張入職登記表，1次試菜，公司承諾月休2天，有固定的保底薪酬，李浩俊順利入職了。之后，又經過一周的禮儀和菜品培訓后，他開始接單，但公司始終未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社保。“如果沒人下單，也得每天早上10點去公司點名簽到，下午6點下班。”李浩俊說。

美容、洗車、遛狗、保潔……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不同類型和定位的“互聯網+”公司，對勞動者管理方式各有不同，有些只與勞動者簽訂“合作協議”，簽訂勞動合同的很少。同時，“互聯網+”從業人員的“入行”程序較實體公司或店面簡單，而這也為“勞動者”的身份打上了模糊標簽。

“‘互聯網+’服務業發展很快，如果不早日規范，隨著問題的積累，一旦發生網約工權益保障糾紛，處理起來很難。網約工群體中絕大多數是80后和90后，待他們變老時，無養老金等問題又將成為社會難題。”省社科院研究員張天維表示。

網約工大多無社保

外賣平臺只為騎手購買意外險

“互聯網+”從業平臺入行容易，并不意味著入行后也一帆風順，尤其遇到勞動糾紛想維權時，因為缺少勞動合同，很多人遭遇難題。

“出個事故，沒法算工傷，自己掏腰包就全賠進去了。”沈陽騎手楊亮曾去咨詢過律師，但被告知像他這種簽勞動協議的，因為沒有簽合法正規的勞動合同，許多勞動權益都無法保障。另外，有的外賣平臺要求從做飯到送飯完成不超過半小時，超出了就要扣錢。在午餐和晚餐高峰時，有的騎手在一個小時內平均要送10份外賣，這就導致了很多外賣小哥在路上飛奔、逆行，甚至不惜冒險闖紅燈。而許多外賣平臺一般僅為騎手購買意外險，很少購買第三者責任險。

近兩年，省內多家媒體報道過因騎手速度過快或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而引發的交通事故。沈陽市交警部門今年的一次統計中，外賣類電動自行車駕駛員交通違法約占全市電動自行車違法總數的8%。

今年4月，沈陽交警部門約談美團、百度和餓了么等網絡訂餐平臺企業，要求騎手上路送餐時應攜帶電動自行車行駛證、工作證和身份證，并表示將對交通違法數量較多的外賣平臺予以曝光。

除了偶發性的意外難獲用人企業保護，沒有社保更成為“互聯網+”行業的普遍性問題。

李浩俊告訴記者，他以前在實體店鋪上班時，簽了勞動合同，有基本工資和保險，但成為網上接單的上門廚師后，所有風險都由自己承擔，保險全靠個人繳納。

從阜新來沈務工的農村小伙何浩，今年春節后曾在一家快遞公司當一名以收、送件計酬的快遞員。干了一段時間后，他發現公司沒有給他上養老保險等各種社會保險。他要求公司補繳，公司卻認為他“刺兒頭”“事兒多”，很快就將他辭退。

當然，并非所有“互聯網+”企業都如此。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神州專車、京東和順豐等企業在我省大多與一線勞動者簽訂了勞動合同，并且繳納社保和公積金。記者在采訪中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們的員工非常珍惜工作，服務態度和職業操守也明顯優于其他公司。

認定

網約平臺與網約工的關系

需融入互聯網思維

大多數網約平臺不與網約工簽訂勞動合同。那么，雙方之間究竟屬于何種關系?

省總工會法律部部長鄒群表示，目前，實踐中對于勞動關系的確認主要還是沿用2005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　《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從雙方主體資格、勞動者是否服從單位管理、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否屬于單位業務組成部分三個方面來認定勞動關系。網約工與平臺間到底算不算勞動關系，則很難作出簡單直觀的判定，有的介于二者之間的模糊地帶，這也表明“互聯網+”在帶來生產、經營與服務變革的同時，也在深刻改變著勞動與服務的法律關系，必須與時俱進針對具體權利與義務進行更加細化的制度設計。

遼寧人民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成效認為，在現有的上述三要件下，作為“互聯網+”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并不存在問題，問題是需融入互聯網思維。深刻理解互聯網的特點，應當從雙方之間的人身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等多方面綜合考慮，從而正確認定雙方屬于何種關系。

記者在沈陽市總工會了解到，沈陽市目前正下大力氣推動快遞行業建立工會組織，蘇家屯區還成立了區級快遞行業工會聯合會，以完善相關“互聯網+”公司勞動監管，當勞動者權益受到侵害時，利用組織的力量幫助解決問題。

鄒群告訴記者，如果“互聯網+”企業是自己招募勞動者、自己日常管理、自己發放薪酬，這種情況下，建議應該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這樣對勞動者和企業長遠發展都有好處。同時，他也提醒廣大網約工，一定要熟悉所在平臺的各項規則，弄清楚網約平臺的協議內容、各方權利、如何經營等。日常接單時，網約工要有維權意識，注意收集、保留證據，以便在遇到問題時，及時維護自己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