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青島之肺，浮山的綠化管理和生態保護一直是市民關心的問題。近日，嶗山區出臺了轄區內浮山整體規劃，浮山生態公園規劃概括為“二帶 、三區、七線、九峰十八景”，將浮山打造成城市中地標性、具有山海特色的生態公園。其中，“九峰十八景”就包括康有為墓和王獻唐墓。

對于康有為，相信讀者并不陌生，之前的《發現青島》也有過介紹。而說起王獻唐 ，很多人可能就不熟悉了，這究竟是怎樣的一位名人呢?其實，單就學術造詣而言，王獻唐是高于康有為的。特別是對齊魯文化的保護、傳承方面，近代學者恐怕無出其右者。舉個例子，當年郭沫若到濟南視察時曾專門拜訪王獻唐，并尊稱小自己十幾歲的王獻唐為“王獻老”，王獻唐的學術功力可見一斑。王獻唐死后輾轉安葬浮山，今天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說說這位大師級的學者。

王獻唐的家風

王獻唐(1896～1960年)，中國現代杰出的歷史學家、金石考古學家、文獻學家，一代國學大師。原名家駒，后改名瑭，字獻唐，號鳳笙。

王獻唐生于日照韓家村一個書香之家，祖上曾做過小官，但到父親家道中落。“他的父親沒有考中功名，但是喜歡收藏古玩，尤其是當時人們還不太在意的商周甲骨和原始人的石器。獻唐的名字也是他父親給起的，用了西域人把玉獻給唐朝的典故。”據山東省圖書館副館長、王獻唐研究專家李勇慧介紹，王獻唐的父親王廷霖最終因為手頭拮據而做了一名醫生，希望“以醫為資”來繼續自己的金石收藏愛好。

王獻唐后來能在學術上取得高深的造詣，跟其父王廷霖的影響不無關系。雖然無法獲取功名，但王廷霖卻傾其心血培養王獻唐。在父親教育下，王獻唐十幾歲時，便以工于書畫聞名鄉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又致力于古文研究。王獻唐11歲入青島禮賢書院(今青島九中)求學，19歲考入青島德華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即青島德華大學)，擁有了良好的國學功底和豐富的西學知識。29歲時，就開始撰寫《公孫龍子懸解》三卷，十分受學界推重。

父親不僅在學問上教授王獻唐，在做人上亦對其有很大影響。據王獻唐孫子王福來回憶，曾祖父王廷霖為人和善，配藥、看病從來是親自上門、不收分文。就連他離世，也是為了醫好鄉親的病去東北采藥，“走在了為別人治病的路上”。這種誠懇待人的態度顯然被王獻唐所繼承，“我公公很善良，很實在。”王獻唐三兒媳婦安可荇曾回憶說。上個世紀40年代，安可荇和王獻唐一起生活在濟南，那時候的王獻唐已經是著名學者，可日常生活非常簡單，就連枕頭都打了好幾次補丁，吃穿更是沒什么要求。“他沒個架子，賣菜的、賣醬油的、賣火燒的，都能跟人家說上話。”安可荇回憶：有次常來賣雞蛋的一個周沒出現，他就去問，得知是家里人眼睛有了病，“說是家里沒錢給看病，他回來就拿錢，給了他30塊錢去看病。”

一方面熱衷學問，一方面誠懇待人，再加上嚴謹的家風，最終讓王獻唐在治學的路上越走越遠。可即便名氣大了，他依然不忘初衷，做起學問來反而越發嚴謹。據安可荇回憶，王獻唐要考證一個東西，晚上睡覺放在旁邊，睡著睡著再起來寫，一晚上四五遍，“考證一個字不知道需要考證多久，多少遍，高興得不得了。”這種認真治學的態度，值得今人學習。

三大愛好：淘書、讀書、護書

終王獻唐先生一生，愛好恐怕只有三件：淘書、讀書、護書。

先說淘書。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省博物館研究員常夫曾撰有《一代國學宗師王獻唐》，文中稱，王獻唐從幼年時起，就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一貫視讀書、聚書為人生的最大樂趣。因為愛書，故書肆(舊指書店)是他時常光顧的地方 。如當時的濟南芳潤閣書肆，因累年收蓄頗有殘缺善本，他“時喜過從，翻檢其架上之叢殘，塵灰漬手如漆不顧也。”他自稱“嗜書如命”，每得善本，就“欣然忘食，喜不成寐，愛不忍釋”。有一次，他從書肆中偶得一本汪氏刻《聲類四卷》(錢大昕撰)，自言“如枯腸獲酒，歡喜無量”。因此書略有殘，當晚，便“篝燈重裝之，蚊聲如市不顧也”。

王獻唐既然愛書出名，也就難免被一些人利用。他常用舊報紙從“打鼓擔”處換書，有一次，一位姓呂的賈人，拿來三冊有正書局影印拓本，自言重二斤半。按時值，先生以四斤舊報紙易之，呂賈“大喜而去”。過了幾天，先生的侄子來看他 ，見到所換之書，用秤一過，只重一斤半。對此，王獻唐不以為然，并于書跋中題曰：“俗云吃虧人常在，余之常在必矣!亦大喜”。據說，王獻唐為“淘書”付出了巨大的財力，“薪俸所入幾盡耗于是”，有時甚至“典衣購書”。他只要見到珍、善本書，必“頃囊得之”而后快。

再說讀書。既然“淘書”不倦，自然讀書不厭。王獻唐讀書的數量恐怕都無法用數字衡量。從童年時起，王獻唐先生就養成了天天堅持讀書、學習的習慣，一年四季，雷打不動。甚至在給他父親守孝之時也是手不釋卷。當有人對此不理解時，他說：“我要把悲痛化為讀書的動力”。他平時白天忙于工作，讀書、寫書只能在晚上進行，經常是通宵達旦。有時讀書讀到佳妙處時，竟“不知身在人世間也”，由此可見其顛倒陶醉于書海之態。據常夫記述，在外出游覽時，王獻唐也從不放過讀書的機會。有一天午后，他一時興發去游覽千佛山。當路過南門里書肆時，便進去買了一本《孫文定公南游記》。一路上，“風吹衣舉，且行且讀，既盡數十頁，已達寺中”。待登到山上石刻處，累得滿身大汗，剛于石邊坐下，便又“展此書讀之”。下山時乘車，在車中又“續續讀之”。回到住地時，一卷游記“已翻閱竣事”。因他讀書喜歡記錄，“偶有所見，隨筆錄卷首”。因此后人有一個統計 ，單單經他校勘題跋的書，就有近千種之多。

炮火之中保存珍籍

1929年8月2日，王獻唐出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他著意搜集文物、典籍，擴充館藏，使山東省圖書館成為當時全國收藏文物典籍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在這一過程中除了廣泛“淘書”之外，“護書”更成為他的一個任務。

李勇慧在《王獻唐：齊魯文脈守望人》一文中記錄了這么一件事：當時濰縣高鴻裁收藏有上陶室秦磚漢瓦，被學界譽為“全國陶類中之唯一國寶”。高氏歿后，家道中落，高氏后人竟將其以1600元售與日本人大田。大田購妥后 ，即擇其中特品二十字 、秦磚二方 ，選道運回日本。其余磚瓦裝載七大箱，偽稱玉器及石料，于5月18日由濰縣運至青島，在從青島車站報關外運時，被查出。但車站人員不知這些磚瓦為何物，邀當地社會局、教育局人士前往查看，“亦不知何用”。情急之下，遂打電話向王獻唐請教。王獻唐以“此項磚瓦，數量既多 ，質量亦確，為國內古陶精華，關系文化甚巨”覆之，并速“由館發快函致青市政府、膠路局,青社會局、教育局，請其依《古物保存法》扣留。并使亮賓至教育廳，請電禁止。”后經多方協調，排除日人阻撓，終于防止了國寶的流失。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王獻唐也寫下了他人生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時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的王獻唐，擔心館藏善本圖書與文物精品落于敵手，計劃將文物珍品遷出濟南。他呈報當時的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請求政府派車運文物南下并撥付經費。未料想，韓復榘在呈文上批了兩個字“不理”。幸得不少社會人士的幫助，這筆運費才勉強湊齊。這批圖書文物首運曲阜，后戰事逼緊，王獻唐等攜5箱至四川樂山大佛寺保護，余26箱留存曲阜。據稱當時王獻唐與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有約：若國亡，存留的26箱古籍文物，則為奉祀官府所有;若光復，則歸還省圖。可見當時形勢之危急。

1937年12月27日，王獻唐與國學大師屈萬里、李義貴攜文物5箱，搭乘尹莘農組織的第十重傷醫院專車，離開曲阜南下。這一天濟南陷落。此后 ，“過銅山，經汴鄭，出武勝關，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襲(在宜昌，三人險些喪生于敵機狂轟亂炸之中)，而抵漢口。”直至1938年12月29日，在黃炎培等人幫助下，始將珍貴文物安全地存于樂山大佛寺天后宮中。前后時逾一載，地遷近七千里。

在流寓巖洞佛寺護書期間，王獻唐以館長自任。在政府經費幾盡斷絕下，用自己在大學和學術團體任職的微簿收入，維持保護圖書費用的開支。清貧困苦中，王獻唐衣食不繼，而志守彌堅。書齋署“那羅延室”。“那羅延”，梵語“堅牢”，意在牢守齊魯圖書文物之決心。在樂山，時有敵機轟炸，每遇空襲警報，大家四散于防空洞中，唯獨王獻唐堅守書籍文物。別人勸其暫時躲避，他笑著說：“這些東西是我的生命，一個人不能舍了自己的生命。”1948年9月濟南解放后王獻唐去職，仍積極配合，終使分存于孔府奉祀官府、樂山大佛寺的圖書文物于1949年12月11日、1950年12月25日，完整無缺地返回故里，由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代為保存。這是《濟南時報》記者錢歡青在一篇文章中對這段往事的回憶。

王獻唐保存珍籍于炮火之中，其功績無法估量。特約撰稿 田野[編輯：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