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講到關向應在被捕之前，一度在青島主持共青團的工作。實際上，從1925年11月到1926年5月，關向應基本上都是在青島度過的。這段時間，他住在北京路，以青島育英中學為基點，經常深入學校、工廠進行革命宣傳，使得青島的團組織有了很大發展。

關向應在青島化名鄭勤

關向應在青島的活動，由于距今較遠，且較瑣碎，故史料記載不多。較為詳細的是《中共青島地方史》，據記載，關向應在青島工作了半年多。

1925年11月，團中央決定，青島團地委書記李耘生調濟南。李耘生離青后，王平一(后叛變)暫代書記之職。23日，團中央調關向應(化名鄭勤)到青島，任團地委書記，王平一、趙豫章任委員。

關向應來青后，住在北京路，以青島育英小學等地為基點，聯絡群眾，發展團員，開展黨團工作，他親自到工廠、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和青年交朋友。他通過山東早期的共產黨員魯伯峻，結識了膠澳中學的學生魯廣益。在關向應的啟發、幫助下，魯廣益思想進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團，并成為團的干部。關向應來青后，青島團組織發展迅速。四方機廠、煙草公司、日商各大紗廠、青島車站、膠澳中學等工廠、學校，都有了團的組織。從1925年12月到1926年1月，青島團的支部由1個增加到8個，醫學、禮賢、電話局等支部也正待成立。團員由21名發展到64名。組織活動也井然有序，支部會議、干事會、地委會定期召開。團的外圍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正式成立，“青年勵進社”籌備就緒，“小學教員聯合會”也在籌備之中。

1926年2月2日，青島黨、團組織在四方召開聯席會議，因工賊告密，王伯龍、王平一等6人被捕。次日，育英小學黨的活動點遭破壞，團員王介山被捕。敵戒嚴司令部還下令通緝關向應、趙豫璋、張鴻禮和魯佛民。關向應臨危不懼、沉著應變 ，在群眾的掩護下，巧妙地同敵人周旋。

3月21日，團青島地委改選，關向應被選為書記。雖然經過了2月2日的變故，一部分團員被捕，一部分轉移外地，還有一部分加入到黨內，斗爭環境也日趨惡劣，但團的組織還是在不斷發展。到4月，又新發展了27名團員，團員數增加到83人，分為膠澳中學、四方機廠、內外棉、大康、隆興、鐘淵、

寶耒、華新、農民等9個支部。為提高新團員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對黨的認識和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培訓從事群眾工作的能力，青島團地委從團中央訂購了《勞動青年》、《向導》、《社會觀》、《平民課本》等，這些成為提高年輕團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文化知識的最好讀物。團青島地委還配合黨組織在滄口舉辦訓練班，培訓新加入的黨團員，內容有組織教育、職工運動教育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5月1日，團地委在滄口、四方分別召開五一紀念會，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歷史及其意義，闡明工人階級大團結的重要性。5月4日，團青島地委在膠澳中學舉行五四紀念會，向到會的團員闡述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并在膠澳中學、禮賢中學、青島大學、膠東中學、膠濟鐵路中學等處散發紀念五四運動的宣言。5月份，關向應調離青島，赴上海工作。

賀龍與關向應為啥感情深厚

被地下黨營救出后，1932年1月，關向應從上海來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分會主席和紅三軍政治委員，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輝煌壯麗的軍旅生涯，也結下了他的生死之交——賀龍。

提起1932年的湘鄂西蘇區，不少人都會想起一個人，他就是夏曦。此人以“肅反”聞名于世，最擅長抓“AB團”，腦子里的左傾思想根深蒂固。在湘鄂西，他領導的“肅反”運動持續屠殺幾個月，洪湖縣區干部幾乎殺光，有的連隊前后殺了10多個連長，被以“莫須有”罪名殺害者多達幾千人。

關向應初來之時，湘鄂西的局勢十分復雜。馮曉蔚寫過一篇文章《賀龍與關向應為啥感情深厚》，其中詳細介紹了當時的情況：中央分局書記夏曦非法取消了紅三軍的軍師兩級指揮機關，將部隊編為5個團，名義上是由軍委分會直接領導，實際上是他一人說了算。紅三軍軍長賀龍受到了排斥，夏曦還想以送他去蘇聯學習的名義，調虎離山，趕走賀龍。關向應在了解了真實情況后 ，以軍委分會主席的身分說出了廣大紅軍戰士的心里話：“賀龍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軍事家，曾經參加領導過南昌起義，為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黨是相信他的。”同時，他在會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復紅三軍領導機構，賀龍仍任軍長。他的發言贏得了全軍干部戰士的擁護，穩定了紅三軍的軍心，也贏得了賀龍的尊重，使紅三軍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連戰連捷。1932年1月至3月，紅三軍共殲敵兩個旅、兩個團、3個營。根據地擴大了一倍以上，紅軍主力和地方武裝發展到3萬人以上。

后來，，紅三軍東游西走，損失很大。賀龍認為部隊應該抓緊建立根據地，關向應也多次提出建立根據地或向中央紅軍靠攏的正確主張。在關向應和賀龍的堅決斗爭下，中央分局才于1934年6月19日，在貴州沿河、德江兩縣交界的楓香溪山村里召開會議，研究部隊的下一步打算。會上斗爭十分激烈，關向應嚴肅地批駁了以夏曦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義正辭嚴地指出：“部隊整天這么東游西走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據地 ，要么就設法同中央紅軍取得聯系。”夏曦卻不指名地批評關向應，認為這一主張是對形勢的悲觀失望，是對革命產生動搖的右傾思想作怪。聽了夏曦的謬論 ，賀龍怒不可遏，他說：“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主張是小關(關向應)講的，他的意見有什么錯?毛主席、朱總司令在中央蘇區就是這么干的嘛!”于是，在關向應和賀龍的堅決斗爭下，會上形勢急轉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對某些實際工作思路做一些改變 。就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恢復紅三軍黨組織和政治機關，停止錯誤的肅反工作。

1934年10月，紅三軍與紅六軍團會師，紅三軍恢復了紅二軍團的番號。1937年8月，抗日戰爭爆發后 ，紅二方面軍改編為第八路軍一二〇師，賀龍任師長，關向應任政訓主任，后改為政委。此后，這對老搭檔奔赴抗日戰場，東渡黃河，開赴山西，堅持華北抗戰，奠定了晉西抗日根據地的基礎。1938年8月，賀龍、關向應又派李井泉支隊馳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據地，與晉西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立晉綏抗日邊區，它是各根據地通向陜甘寧邊區的交通要道，也是黨中央的一道堅固的屏障，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因為賀龍和關向應的情誼深厚，所以中央軍委發給他們的電報和他們發給中央的電報以及對下面的行文，常常寫作“賀關”。據記載，賀龍的夫人薛明曾回憶說：“多少年來 ，賀關一體，名字總寫在一個文件、一個命令、一個決議上，緊密不可分。在我面前，賀龍總說小關如何如何好，關向應則總說老賀如何如何好，言語幾乎一模一樣，從來沒聽到他們說對方一個不字。”

賀龍寫悼文《哭向應》

1940年冬，一二〇師剛從冀中返回晉西北不久，長年征戰的關向應終于被病魔擊倒，肺病使他吐血不止。黨中央得知此事后 ，立即決定讓關向應回延安養病。賀龍得知老朋友要去延安時，專程從前線策馬趕往軍區醫院，親自為他送行。

據關向應侄女關翠玉回憶，“1941年初，伯父病情稍有好轉，便又返回了前線。此刻晉西北正是危難之際。他回去后 ，又沒日沒夜地投入了工作。不久，他再次吐血不止。在賀伯伯和黨中央的再三催促下，伯父才不得不重返陜北 ，從此，便再沒能從病榻上起來。”

關向應在延安養病期間，賀龍每到延安，總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剛開過一天，賀龍接到緊急通知，要急返華北前線。臨行倉促，他給關向應留下了一封信。關向應看過信后 ，流著淚說：“我們一起打了15年仗，始終沒有離開過，這一回他一個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話，充分反映了他對戰友的依戀和對戰斗生活的向往之情。

1946年7月21日，關向應逝世。在他停止呼吸前的五分鐘，他還說：“不要緊，我還會活下去。”他一直是懷著活的信念挺到了最后。

關向應去世的消息傳到晉綏前線，賀龍悲痛萬分，泣不成聲，飽含深情地寫下了《哭向應》，痛悼這位與他并肩戰斗了15年的親密戰友：“一生中最真摯的戰侶，你先我永逝了，辭去了你親手撫養的部隊，辭去了千百萬人民，還辭去了你的難友——云青(即賀龍)。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難。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陜邊、湘鄂邊、黔、云、貴、川、甘、陜，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晉綏、出河北，幾萬里長途征戰，入死出生，無論在戰場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亭草舍大廈高堂，我記不起何時不在一起，何戰有所分離。而今，你我是永別了。翹首蒼天，你是音容宛在，我則寢不成眠……”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