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萊青道臺任上，徐世光干了能有兩年多，就攤上事兒了——辛亥革命爆發(fā)。當時，南方各省已經(jīng)紛紛宣布獨立 ，北方的局面也變得動蕩起來。時任山東巡撫孫寶琦，忠于清政府，不想反水。革命黨人只得武力逼迫清吏就范，煙臺成了山東第一個發(fā)動武裝起義的城市。

徐世光就這樣被起義軍打得灰溜溜地躲到了青島。在青島，他跟哥哥徐世昌一樣，一度擺出拒絕出仕的姿態(tài)，可最后也沒能抵御住官位的誘惑。

英國人護送徐世光來青島

辛亥革命爆發(fā)之后，中國南北方的反應不大一致。南方數(shù)省幾天之內(nèi)就紛紛倒戈，宣布歸附革命。北方諸省則按兵不動，對清政府表示死忠。這里面，山東的態(tài)度尤為堅決。

時任山東巡撫孫寶琦，長著一雙圓眼，留著長須，從外型上來看，不像政客，倒像一位學究。可是，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往西安，路上馬車陷在泥里，孫寶琦第一個脫掉官服，光著膀子給老佛爺推車。1911年11月13日，山東獨立大會舉行，面對各界代表近萬人，孫寶琦強硬表示：“吾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領諸君獨立。”當時革命黨人決定武力逼迫孫寶琦就范，孫勉強宣布山東獨立，可獨立了12天就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取消了。不過，山東也有個別城市例外，比如煙臺。

就在山東召開獨立大會的前一天，煙臺卻爆發(fā)了武裝起義，這也使得煙臺成為辛亥革命后山東首個發(fā)動武裝起義的城市。據(jù)說當時有18個革命黨人聚集煙臺，號稱“十八豪杰”，正是這18個人打跑了徐世光。據(jù)陳瀟在《煙臺打響辛亥革命“山東第一槍”》中說，11月12日晚，李鳳梧等“十八豪杰”聚集在《渤海日報》社，商討起義大計。最后決定兵分三路：一路馳往東山海防營，劫持海軍管帶董保泰，奪其軍權(quán);一路由孫嘏臣、王耀東帶人攻占登萊青道臺衙門，捉拿道臺徐世光;一路去大清銀行，放火助威。部署既定，大家歃血盟誓，決心奪取勝利。

問題在于當時起義軍的軍備條件有限，槍支并不多。根據(jù)《中共煙臺地方史》的記載，起義者分別攜帶十三太保槍一支、手槍五六支。沒有槍的怎么辦呢?就用了很多土辦法，用手帕包著蘋果裝作炸彈，包著小笤帚當做手槍。還別說，這一招還真唬住了徐世光。當晚，第一路軍直撲海防營，隊伍行進途中，揮旗大呼：“革命黨大軍來了!”守崗警兵紛紛逃遁 。遙見海防營內(nèi)火起，起義軍即在大油桶內(nèi)點燃爆竹，鳴槍奮臂疾呼，聲如巨雷，氣勢浩大。起義軍闖進董保泰室內(nèi)，脅迫他交出兵權(quán)。董保泰只好將部隊點齊，隨義軍襲攻道臺衙門和其他官署。第三路軍前往大清銀行放火助威，并用電話召集東、西炮臺警衛(wèi)隊整隊進街，城內(nèi)清軍紛紛棄槍躲藏。徐世光聽聞嘩變，且聲勢浩大，潛逃至海關稅務司英國人梅爾公館里，后由英國人護送到青島。

這樣，革命黨人未經(jīng)戰(zhàn)斗，便取得起義勝利。13日，煙臺革命黨人以“十八豪杰”的名義，致電上海都督陳其英，報告煙臺獨立經(jīng)過，宣布成立山東軍政府。次日，改稱山東煙臺軍政分府。

寧陽路曾經(jīng)叫“贓官巷”

1911年11月，徐世光在英國人護送下來到青島。

當時的青島是德國租界，在徐世光之前，早有不少滿清大臣來此避難。因為初來乍到，還沒有求田問舍，他們大都住在鐵路旁的泰安路與巡捕房的泗水路之間的一條小巷里。這里旅館眾多，條件也不錯，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遜清遺老。這條小巷，就是現(xiàn)在的寧陽路。可在當時 ，它的名字頗為奇特，叫贓官巷。

贓官巷的名字幾經(jīng)沉浮，德占時期叫西普林茨葉街，日占時期改為椎南町，后來才叫寧陽路。可在數(shù)十年里，老百姓都叫它贓官巷，而不知其本名。究竟為什么叫贓官巷呢?清末法部侍郎、書法家王垿的女兒王世棽曾說，當年這里近火車站，有些旅館，那些落魄的巡撫、總督、軍機大臣們來青島之初，許多人暫住于這里的旅館，因為是清朝的官，被稱為“清官巷”，但清朝的“清”，與歷代人們稱廉潔的官為“清官”的“清”兩者是一個字。有的百姓說：“什么清官巷，是贓官巷。”從此，贓官巷的名字就不脛而走了。

贓官巷里住的都是贓官嗎?肯定不全是，據(jù)青島著名文史專家魯海先生分析，贓官巷的得名，主要拜兩個人所賜，一個是楊士驤，一個就是徐世光。

魯海先生說，清朝末年，從光緒十七年到宣統(tǒng)二年，這18年中山東竟然換了13位巡撫 。在山東任職期間，張曜被認為是清官(青島建制也與他有關)，為治黃河他吃住在堤上，并死在堤上，百姓稱為“張青天”。毓賢被稱為“酷吏”，《老殘游記》中有描寫。而楊士驤被稱為“貪官”、“贓官”。他自己喜歡揮霍無度，一味鋪張。中樞各官推薦的人都應允升官，送錢照收，送禮笑納，任意封官，使山東多了許多官員。因而全省吏治腐敗，民不聊生。青島雖被德國人占領，仍多是山東人，對他多有怨恨。另一個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曾在山東當官，民憤很大。

贓官巷叫出來后，對于像王垿這樣潔身自好的文人來說，住在這里是一種恥辱。他不愿和遺老們?yōu)槲椋s忙從這里搬走。這個路名卻一直流傳了下來，后來越傳越廣，連一些官方材料都管這條街叫贓官巷。在1928年編纂的《膠澳志》中，我們還能找到“贓官巷”的名稱。贓官巷的名稱普及到什么程度呢?《大中日報》社上世紀30年代在這里辦公，當然報紙上印的地址是官方名稱寧陽路，這在當時反而使有些市民不知道這家報社在什么地方。直到近幾十年，大家才漸漸忘卻這條街的本名，而稱其為寧陽路。

徐世光后來搬到曲阜路8號

住在贓官巷被人戳脊梁骨畢竟不是什么好事兒，不多久，徐世光就搬到了曲阜路8號。這是一幢典型的西式洋房，離斯泰爾修會圣言會會館、磚瓦商卡普勒的安娜別墅和一家知名旅社很近，并且和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是對面鄰居。后來，徐世昌也來青島隱居，就和弟弟住在了一起。

徐世光到青島的時間比徐世昌長些。徐氏兄弟命運不一，此時的心境也大不相同。徐世昌是袁世凱的智囊，一手把袁世凱推上了大總統(tǒng)的寶座，他之后來青島隱居，后人認為不過是做一種不忘前朝的姿態(tài)而已，并非真打算長期住下來。徐世光沒有哥哥的眼光，初來乍到，整日和一群遜清遺老混在一起，倒很有一份愚忠。兩兄弟初見面時，徐世昌已經(jīng)剃掉了辮子，這讓徐世光老大不高興，不顧情面地數(shù)落徐世昌說：“弟官不過監(jiān)司，猶感激大清恩遇，守首陽之節(jié)，兄宰輔三公，何以遽忘先朝，而作出山之計嗎?”徐世昌不加可否，一笑了之。

在青島的兩年里，徐世昌和徐世光倒也怡然自得。兩人都有些文人雅興，登山作詩，自然不在話下。可時間長了，徐世昌終究按捺不住。要知道，一直處于高位的人，是閑不住的，一閑下來太難受。這段時間里，“宋教仁被刺案”發(fā)生了，國民黨失勢了，袁世凱的位子坐穩(wěn)了。這時候請徐世昌出山了。面對袁大總統(tǒng)的邀請，徐世昌僅僅扭捏了一小下，就欣然同意了。那么，徐世光是怎么做的呢?這在張鳴《共和中的帝制》一書中有所記載：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是個真遺老，覺得哥哥受清朝這么大的恩，位極人臣，居然要出來做民國的官，實在不成話。徐世光出來苦勸，一邊說，一邊抱住徐世昌的腿痛哭：“大哥啊，難道你忘了清室對你的皇恩浩蕩嗎?你前年還親口說過‘不忘清室’，言猶在耳，怎能當成耳邊風?當年議和之時，你曲從袁謀，已為人所議;如今再為袁世凱效力，將來有何面目見先帝于九泉之下?”徐世昌一句話也不說，也陪著哭，哥兒倆哭了一夜。第二天，哥哥還是跟著前來勸駕的人，上火車走了。 徐世光就真的對前清死忠嗎?也不盡然。后來徐世昌做了國務卿，明白弟弟靜極思動的心意，便向袁世凱提出令徐世光督辦濮陽河工，隆其體制，優(yōu)其經(jīng)費。命令一下達，徐世光就剃掉了辮子，接受了官職。

據(jù)王桂云先生介紹，徐世光擔任督河，仍盛設前清時的威儀，如同河道總督一樣。據(jù)說，徐世光在濮陽之役，所獲尤豐，家成巨富。竣工后，徐世光定居天津，致力慈善事業(yè)，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可是，當徐世光在天津病危時，徐世昌去探望時，徐世光淚流滿面地說：“自知旦夕永訣，惟清風兩袖，將以舉家累大哥矣。”徐世昌安慰說：“有老兄在，毋以身后為憂。”徐世光就說：“如是弟先行一步了。”

1929年，徐世光病逝于天津。徐世昌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按規(guī)矩過繼了弟弟徐世光長子徐緒直為繼子。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