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人，12年“跳槽”8次，從湖北軍政監督、川藏電政監督到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教育總長，再到膠澳商埠督辦(即青島地區最高行政長官)。在政界有如此成績 ，確非一般人物。更關鍵的是，雖然他在每一個崗位任期不長 ，留下的政績卻非常多，因此人稱能吏。按今天的話說，屬于“干實事”的官員。此人名叫高恩洪。本期《發現青島》，就讓我們一起聊聊高恩洪。

做了兩件讓人稱道的事情

還是先認識一下本文的主人公。高恩洪，字定庵，亦作定安，1875年出生在山東蓬萊上口高家村。先后就讀于上海電氣測量學校、英國津普大學，曾任清廷駐英使館翻譯?；貒?，歷任參贊、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辦、東三省軍政事宜督辦、交通部秘書等職。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高恩洪先后任湖北軍政監督、川藏電政監督、駐上海全國電料管理局監督、交通部顧問等職。1922年5月，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后兼任教育總長，1924年4月就任膠澳商埠督辦。

從這份簡歷看，高恩洪的從業經歷確實異常豐富，而從歷史影響看，他真正的人生應該是從1922年任交通總長開始的，并且一炮而紅。因為他上任之初就做了兩件事：廢止各鐵路貨捐和取消各報館的津貼，尤其是后面這件事，引來掌聲一片。

楊潛在《宦海飄萍：民國總長高恩洪》一文中說：胡適對此舉評價甚高，專門發表新聞評論，予以稱贊，又鄭重其事地將此事記入日記。他在6月22日的日記中記有：“高氏是一個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勞任怨，大刀闊斧地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這一次裁去北京報館的津貼，每月十二萬五千元——可以辦兩個北京大學了!故各報攻擊他甚力。今天閣議通過廢除鐵路的貨捐，也是一件很難得的快事。但此人似無學問。”這段日記寫于夜宴之后，最后一句也寫得饒有趣味。

高恩洪所辦的兩件事，可以說是去除了積弊已久的兩大痼疾。取消報館津貼，以保證言論的自由與公信力，這讓崇尚自由主義的胡適歡欣鼓舞，是不難理解的。至于各鐵路貨捐所造成的與商民爭利，更為國人所詬病。高恩洪能在政府財政困窘情況下，提議廢止能帶來可觀收入的陋規，讓利于民眾，著實令人耳目一新。

高恩洪通過此舉贏得了較好的口碑?；蛟S有人問，各鐵路貨捐和各報館的津貼存在由來已久，為何高恩洪就敢取消呢?除了他強悍直率的性格，還有一點，他還是直系軍閥吳佩孚的好朋友。有靠山好辦事，不用多說大家自然明白這層含義了。

他這樣跟李大釗合作

其實，高恩洪還是有一定口碑和影響力的。比如曾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個人回憶錄中曾記載李大釗親口對他講的一番話：“高定庵(高恩洪)這個人是學科學的，還有書生本色，沒有時下的政客氣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貪贓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屬的各個部門嚴格地整頓一下。因為沒有適當的助手，他要我在北京大學找幾個有為青年給他幫忙。”可見在中共建黨領袖李大釗眼里，高恩洪是可以合作的對象，而且兩人也確實合作了。

據杜浙泉在《我所知的高恩洪》中說，在高恩洪的支持下，李大釗將何孟雄(湖南酃縣人，1931年遭叛徒出賣，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于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張昆弟、安體誠、陳為人等人安排進了京綏(即今京包)、京奉、京漢、津浦、正太各路。這些人，表面上是高恩洪在每條鐵路線上設的密查員，專門調查交通系分子的積弊，實際上卻是我黨搞職工運動的特派員。臨行前，李大釗曾經叮囑：“你們要用三個月至半年的時間，在各路上扎下根基，不要向反動派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對交通部所給的任務，也要選擇各地為工人最痛恨的交通系分子，調查其劣跡，報告上去。”

看到這，大家是不是有點暈?高恩洪是民國總長、軍閥吳佩孚的人，怎么能讓共產黨進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呢?這事，自然是各有所需了。

杜浙泉是這樣解釋的：1922年初，中國共產黨在北方各鐵路線都有了搞職工運動的同志，為了給他們以工作上的方便，負責北方黨組織的李大釗充分利用軍閥派系之間的矛盾，派共產黨員打入敵人內部。同年5月初，直奉戰爭結束，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直系軍閥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支持的奉系軍閥，蓬萊籍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占領了京、津一帶，控制了中央政權，親日派的交通系內閣隨之倒臺。但其長期把持中國鐵路，勢力根深蒂固;吳佩孚掌控了幾條鐵路，便有意除掉交通系。

在此背景下，李大釗抓住吳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通過他多年的同學，即當時在吳手下做政務處長的白堅武，建議直系交通部長高恩洪在每條鐵路線上設一名密查員，專門調查交通系分子的積弊。高恩洪正為此而深感頭疼，便欣然同意。很快，有一件震驚中外的事便發生了：京綏鐵路工人發起愛國護路斗爭。

“亡路合同”成為人們眼中的賣國賊

作為中國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綏鐵路不僅是當時全國的交通之重，也是全國最賺錢的鐵路之一。但從它出現，英俄美日奧等都對它虎視眈眈，想盡辦法想要控制這條鐵路。王治良在《京綏鐵路工人的一次愛國護路斗爭》一文中記載了當時的情況：

1918年12和1921年4月，日本以每年9厘的高額利息，借給中國600萬日元。美國不甘心日本獨占這項利益，便收買了京綏鐵路局局長陳世華。1921年4月20日，陳世華以京綏鐵路代表名義同美國車輛公司代表簽訂了用1245000美元購買該公司300輛棚車的購車合同。當時商定先付274200美元，其余分5年10次還清，年息8厘，每次還10萬美元。這是一筆居心叵測的交易。據當時統計，京綏鐵路經過7次短期借款，已經欠債3000多萬元，而1921年京綏鐵路全年結余399649元，怎么能償還得起這筆巨款呢?

1922年5月1日，美國迫使北洋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展期合同”，將8厘利息改為1分2厘 ，而且規定美國有權舉薦有經驗的會計員監督車輛的使用和運費收入……通過這種手段一步步奪取京綏鐵路的管理權。

得知京綏鐵路主權被出賣的消息后，鐵路工人震驚了。這時，先前被李大釗送入鐵路內部的幾名共產黨人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前，為維護政治和經濟權益，他們專門成立了京綏鐵路車務工人“同人會”，何孟雄擔任秘書，同時在其他鐵路線設立了分會。“亡路合同”事件一出，在“同人會”的領導下，一場反對北洋軍閥出賣京綏鐵路主權的護路斗爭打響了，300多人組成的護國救路團四處散發“打倒賣國賊”、“取消亡路合同”、“誓死不做亡國奴”的傳單，揭露當局出賣京綏鐵路主權的行徑。他們還打著“急起救路”的白旗，到北洋政府眾議院請愿，要求取消亡路合同，嚴懲交通總長高恩洪。并要求，取消“亡路合同”前，全體工人脫離該路所轄，不承認任何工作指令。

軍閥政府怕事態擴大，只好被迫撤回已經簽訂的合同，并懲辦了向美國訂購車輛的京綏鐵路局局長陳世華。

在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亡路合同”取消了，京綏鐵路保住了!在這次事件中，交通總長高恩洪成了賣國賊。但他受到何種懲處，卻不得而知。

“好人政府”讓他下臺

以路抵債的“亡路合同”沒動得了高恩洪，直系軍閥的內部爭斗卻讓他成為犧牲品。在這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短暫的政府：好人政府。

五四運動后，文化界不少名人一度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到組建一個“好政府”上面。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干等10余人，在《努力周報》上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認為中國的政治軍閥混戰，國無寧日，全是因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參與政治，讓壞人當道。他們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實。“好人政府”得到了吳佩孚的大力支持，成為幕后操控者。于是，在9月19日，便有了王寵惠為首的內閣亮相，閣員有羅文干(財政總長)等。

這可讓吳佩孚的競爭對手曹錕不能容忍。于是，1922年11月份發生了“羅文干案”。曹錕通電全國，稱：“歷數羅文干私簽承認奧債合同罪狀，為國會聲援，務請將羅徹底查辦治罪，以為賣國者戒嚴。”原本支持羅文干的吳佩孚，唯恐造成直系分裂，只好退讓。于是，僅存在兩個多月的“好人政府”倒臺了。在這場政爭中，作為羅文干的堅定支持者，高恩洪也受到牽連，于1923年1月初離任。

安靜了一年之久，1924年的一天他忽然得到通知，讓他去擔任膠澳商埠督辦。膠澳商埠直屬北京政府，督辦之職，形如一方疆吏。高恩洪能得到這個眾人青睞的要職，不用多說，自然是他的好朋友吳佩孚的功勞。而為了讓高恩洪能去青島，吳佩孚給了曹錕一個不能拒絕的理由。

當時，吳佩孚向已當上大總統的曹錕推薦高恩洪。經過“好人政府”一事，高恩洪可是被曹錕列入“黑名單”的。他當時悻悻地說：“你保舉別人都可以，保舉這個人卻辦不到。”吳佩孚隨即說：“我之信任高恩洪，猶如總統之信任我。”于是曹錕無話可說，只好發布任命書。就這樣，1924年4月，高恩洪出任膠澳商埠督辦，再登仕途高峰。[編輯：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