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近代青島的歷史，肯定繞不開使其成為交通樞紐的“一港一路”。這個港，自然就是青島港，這個路，也就是膠濟鐵路。膠濟鐵路連接濟南與青島，是山東的一條經濟 、軍事命脈，最早由德國人修建 ，一戰時期被日本人占有。直到1922年2月4日才交還中國。

自膠濟鐵路收復以來，圍繞著對這條鐵路的控制，中央和地方勢力真可謂絞盡腦汁，鐵路局局長走馬燈一般變換，往往干不到一年就了事。可偏偏有一位局長不信邪，來青島上任之后施展霹靂手段，想要把鐵路牢牢攥在手里。結果，他局長的位子非但沒干長 ，還引發了近代青島歷史上大規模的罷工。這個人就是闞(kàn)鐸。

闞鐸其人 ，因膠濟鐵路而與青島結緣。雖其本職工作是搞交通，但對建筑、文學亦頗有研究。今天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聊聊他。

從“交通系”說闞鐸

闞鐸(1875年～1934年)，字霍初，號無水，安徽合肥人，日本東亞鐵路學校畢業。1924年12月31日，闞鐸被任命為膠濟鐵路管理局局長，準備結束這里管理混亂的局面。

闞鐸何以能坐上膠濟鐵路一把手的位置?這固然跟他的專業學識有關，但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身后的派系背景。看了近代史就會發現，在中國，一個人單憑專業修養是很難在政界混出局面的。闞鐸之所以能到膠濟鐵路履新，還得靠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其背后的“交通系”就是他的大靠山。

“交通系”這個詞，僅照字面來看，此政治派系應該是交通系統的人。問題是，交通系統的人怎么能對一國政局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呢?這不得不從中國畸形的政治生態說起。清末搞新政，建立郵傳部，交通系統初建，此后逐步演化成四大領域，即鐵路、航運、電信和郵政。這其中，航運多為私營，郵政和電報電話又不普及，唯獨鐵路一項，日漸壯大。青島市檔案館編研處處長孫保鋒在《膠濟路風潮——“交通系”闞鐸與地方角力》中說，晚清時，鐵路收入占到整個郵傳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相比之下，本應管理全國財政的度支部(即現在的財政部)收入只有郵傳部的五分之一。交通系統的實力和財力可見一斑!民國成立交通部后，不僅繼續掌管全國鐵路，而且大舉外債、控制財政大權，更有代行國庫職能的交通銀行作為金融后盾。交通部遂成為北京政府最重要的部門之一，也是職員待遇最好的機關之一，以交通部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被稱作交通系。

交通系內部也有紛爭，有新舊之說。舊交通系以梁士詒、朱啟鈐、周自齊、葉恭綽等為首，最主要的后臺是英美;新交通系的領軍人物則是曹汝霖、陸宗輿等人，主要靠山是日本。特別是曹汝霖，他身兼交通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要職，位高權重，勢力逼人。許多舊交通系的人物開始見風使舵，紛紛投到曹汝霖的門下。闞鐸本是舊派人物之一，但對新派也投懷送抱，可見其人之圓滑。王吉的《晚清交通四政的發展與交通系的形成》中有這樣一件事：當時有個新交通系的干員叫丁士源，在就任京綏鐵路局局長之后單獨向曹汝霖報告，請求京綏鐵路的收入留在鐵路局自行調用。曹汝霖予以批準，但葉恭綽表示這樣做違反常規，不能同意。然而丁士源的背后有曹汝霖的巨大身影，不把葉恭綽的指責放在眼里。葉恭綽于是派闞鐸為京綏鐵路局副局長，試圖利用闞鐸來監視丁士源。闞鐸任職京綏鐵路局副局長之后，不但不監視丁士源，反而與丁士源交情日益深厚。也正是通過這層關系，闞鐸在新舊交通系中都有朋友，在交通部中“向占重要位置”。

這樣一個八面玲瓏的闞鐸，實在是管理膠澳鐵路的不二人選。因為膠澳鐵路這塊“肥肉”自收回之后 ，向來為中央和山東地方勢力所爭搶，彼此互相拆臺，搞得混亂不堪。闞鐸有背后的“交通系”做靠山，于是準備在膠濟鐵路管理局局長任上搞一番大動作。

上任三天撤換山東籍干部10多人

闞鐸在來青島上任之前，想必對他的幾個前任的經歷早有耳聞。從首任局長趙德三算起，主政者劉堃、邵恒浚、李鐘岳等，幾乎沒有能干滿一年的。說到根本原因，無外乎是中央和地方的派系爭斗所致。他以外省人身份主管膠濟鐵路，還沒上任，就中了“派系爭斗”的暗箭——1924年12月31日，交通部任命闞鐸為膠濟鐵路管理局局長的電令一下，山東和青島立即掀起抵制浪潮。闞鐸背后有交通系大佬撐腰，并沒放在眼里。1925年1月5日下午兩點，闞鐸抵達膠濟鐵路局正式就職。

闞鐸有自己主意，他準備玩玩“釜底抽薪”之計。他自知在青島沒有根基，山東地方勢力隨時準備跟他找麻煩。據孫保鋒介紹，干脆和江蘇籍的副局長朱庭祺組成一個南方系陣營，共同對付山東籍地方派。說白了，就是把不聽話的山東人通通裁撤掉。上任第二天，闞鐸開始大洗牌。他拿出交通部當日發來的撤換職員的電令，一天之內將膠濟鐵路局7位處長換了3位 ，明眼人一看就知，電令中的名單早在北京時就已擬妥，是闞鐸精心布置的一盤棋局。第三天，闞鐸變本加厲，將山東籍的課長、段長撤換10多人。這下子，闞鐸可犯了眾怒了。

先是山東省議會議長宋傳典領銜的工商各界人士致電闞鐸，稱闞氏“接事伊始，將重要職員，凡籍隸東省者，悉行更換”，“專事排斥魯人”，對于闞氏新政，“魯人一息尚存，絕不承認”。青島總商會也與省里聲氣相通，致函膠澳商埠督辦溫樹德，稱闞鐸和副局長朱庭祺兩人“植黨營私，破壞路政”，必須將兩人迅即停職，由商埠督辦公署派員接管膠濟鐵路。就連日本人辦的《大青島報》也出來點名道姓：“闞鐸任免員司之不公——辦事勤能者皆撤換，賄舞弊者皆提升”。

面對這樣的輿論態勢，闞鐸依然態度強硬。他首先承諾“自今沿線司員決不妄加更動”;其次，花錢買平安，給員工發雙薪;要求職員“必須一體遵守路規，不準發生鼓動風潮”。可山東人是好惹的?2月7日，山東省議會議長宋傳典等嚴正要求交通部撤換闞、朱二人未果后，向全省商界發布罷運動員令;山東籍膠路職員集會決定全體罷工。如此政治態勢，闞澤不能不走。2月7日晚8點，闞鐸帶隨員60多人潛回北京，從此與膠濟鐵路訣別。

2月8日子夜12點，也就是闞鐸逃走的第二天，“膠濟全路停車，人貨一律停止”，史無前例的膠濟鐵路大罷工大罷運正式拉開序幕。關于罷工的情形，《申報》的報道是罷工“場面非常之大”，鐵路工人用枕木和鋼軌封鎖了鐵路線，司機熄滅了爐火，各站、段工人全部停止工作，未開出的客、貨車一律不許開出，開出的客、貨車開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不再開動。一句話，膠濟鐵路全線癱瘓。

闞鐸雖走，副局長朱庭祺還在，他決定跟地方勢力死磕到底。山東人不是罷工嗎?他一方面號令江浙籍員工繼續工作，一方面聘請日管時代任職膠濟鐵路的日籍人員50多人代替山東籍員工開車作業。可事有湊巧，8日夜間從青島開出的一班列車停在了高密，車上人員與路警發生爭執，結果路警開槍，死傷數人。本來朱庭祺聘請日本人就遭人反感，這下子更給了山東人以口實，青島、濟南各界人士多次集會，要求當局拘捕朱庭祺，這樣朱庭祺也敗下陣來。

最終，山東軍務督辦鄭士琦派山東兵工廠廠長李鐘岳代理膠濟鐵路局局長，這場膠濟鐵路爭奪鬧劇才算暫時告一段落。

四方機廠大罷工

闞鐸上任才一個月，就在青島引發一場大罷工，直到他離開，罷工依然持續。其實，這場罷工固然有地方勢力借工運以自重的成分存在，但中共青島市委的領導也是罷工得以順利開展的原因。據《中共黨史人物傳》記載，中共青島市委書記鄧恩銘合理利用派系斗爭領導了工人罷工。

當時罷工的風聲傳出之后 ，鄧恩銘急忙趕到四方機廠，召集黨支部成員和工人積極分子20多人，在私立培育小學開會。鄧恩銘向與會的同志們分析說，僅僅由鐵路工人罷工，勢必因戰線過長而顯得力量分散，只有在四方機廠發動聲援罷工，配合鐵路沿線的斗爭，才能以強大的聲勢迫使鐵路局向工人低頭讓步，從而取得罷工的勝利。他要求到會的干部：行動必須迅速，鐵路一罷工，機廠緊跟上!

鄧恩銘一面按決議在鐵路工人中部署罷工斗爭，一面派機廠支部書記傅書堂帶領幾個積極分子去同山東地方勢力派的兩個處長商談工人參加罷工事宜。機廠支部其他黨員和赤色工會干部則依照鄧恩銘的指導，一起活動，立即在廠里組織了罷工委員會、糾察隊和宣傳隊，并把復工的條件在工人中廣泛宣傳。2月7日夜，鄧恩銘又趕到四方機廠，秘密召開了特別會議，對獨立罷工進行了周密部署。2月8日夜12點，膠濟鐵路全線大罷工開始了 ，四方機廠的罷工緊跟而上。直到膠濟鐵路全線恢復通車，四方機廠罷工還在繼續。最后 ，廠方答應了工人的訴求，才恢復生產。

在四方機廠工人罷工勝利的鼓舞下，從三月起，日商六大紗廠18000名中國工人相繼罷工。最終引來山東軍閥張宗昌，膠澳督辦溫樹德鎮壓，工人當場死難8人，重傷17人，輕傷無數，75人被捕，數百人被通緝，3000余名被遣回原籍，是為“青島慘案”。在“青島慘案”的第二天，上海又發生了舉世震驚的“五卅慘案”。以“青滬慘案”為導火線，一個更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蓬勃發展起來了 ，這就是“五卅運動”。[編輯：夜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