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膠濟鐵路被轟下臺之后，闞鐸先后出任臨時參政院參政、國民政府司法部總務廳廳長、粵漢川鐵路參贊等職務。因他晚年就職于偽滿洲國鐵路系統 ，為日本人做事，因此他的名字在各類文獻中基本是一筆帶過，無法還原其為鐵路系統所做的工作。

倒是在建筑、文學領域，他的一些成績時時被人提及。照理說，這兩個領域并非闞鐸的主業，但他興趣所至，反而做得有聲有色。在建筑領域，他堪與朱啟鈐、梁思成等大家比肩;在文學領域，他是個紅學家，更是開《紅樓夢》與《金瓶梅》比較研究之先河。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闞鐸的另一面。

他是紅學家，說林黛玉脫胎于潘金蓮

說起“紅學”，源流頗多，各成一派。因一本書和一個作者而形成一門學問，在中國也是少見的。闞鐸也喜讀《紅樓夢》，并有專業的研究著作問世，今人多將其歸為“索隱派”，“索隱派”與“考證派”是兩個對立的“紅學”派別。

平心而論，闞鐸的成名作《紅樓夢抉微》算不上索隱文獻，因為索隱派重在考據《紅樓夢》本身的故事隱情，如“清世祖與董鄂妃愛情”說、“清康熙朝政治小說”說、“雍正奪嫡”說等等。闞鐸則是拿《紅樓夢》跟著名世俗小說《金瓶梅》作比較，很有些比較文學的意味。

闞鐸的《紅樓夢抉微》，約四萬字，先在北京《社會日報》副刊上連載，1925年4月由天津大公報館匯編印行出版。紅學界大都對這本書持批判態度，紅學家郭豫適說它“是《紅樓夢》研究史上最腐敗的著作之一”，因為它把《紅樓夢》“誹謗成為一部‘淫書’”，認為《紅樓夢》從《金瓶梅》“化出”，《紅樓夢》里的人物是《金瓶梅》里面人物的“化身”，《紅樓夢》里面的事件故事是《金瓶梅》的事件故事的仿寫或續寫。闞鐸到底是怎么比較這兩本書的呢?說來有趣。《紅樓夢抉微》采用隨筆類的形式，共列169個標題，有文155篇。其中大多都是對《紅樓夢》和《金瓶梅》兩書關系的比較思考。

據朱萍的《對<紅樓夢抉微>的再思考》稱，闞鐸認為，“林黛玉即潘金蓮。顰兒者，言其嘴貧也。一部《紅樓夢》，林于文字為最長;一部《金瓶梅》，金蓮于詩詞歌賦無所不能。蓋林曾從賈雨村讀書，此外并無一人曾上過學;潘亦于七歲往任秀才家上過女學，為《金瓶》各人所無。又謂林能自己裁衣，于他人并未明點;蓋潘乃潘裁之女，九歲入王招宣府，又能為王婆裁縫壽衣。”“黛玉葬花即指金蓮死武大，瓶兒死花二而言。瓶兒原從金蓮化出，故花二之死，與武大異曲同工，其所葬之花，并非虛指，即花子虛也。”他就這樣把林黛玉變成了潘金蓮，把黛玉葬花這個美麗動人的故事變成《金瓶梅》中的丑惡事件。

闞鐸還認為，“尤二姐是瓶兒。賈璉之偷娶尤二姐，鳳姐謂有國孝家孝，家孝即指瓶之喪夫未久 ，而西門又幾遭不測也。”甚至連劉姥姥，闞鐸也在《金瓶梅》中找到原型，那就是清客相公應伯爵。“紅之述劉姥姥云，不知從何處說起，借一個人為全書線索 ，即劉姥姥是也。然則全書以清客作線索矣。故終《紅樓夢》，劉姥姥皆有關系。金之開頭便述十兄弟，而應伯爵即已登場，自后時時露面，直到終篇。故紅特點明‘外頭老爺們有清客相公陪話，我們也用一個女相公’，此劉姥姥清客幫閑之證據。”

闞鐸為何堅持認為《紅樓夢》就是《金瓶梅》的翻本呢?據他自己說，“不佞自悟澈《紅樓》全從《金瓶》化出一義以來，每讀《紅樓》，觸處皆有左驗，記以赫蹄，歲月既淹，裒然成帙。”實際上，他存在著先入為主的觀念，自從認定“《紅樓》全從《金瓶》化出”之后，一讀《紅樓夢》就能從里面找出跟《金瓶梅》關聯的橋段。這也就造成了《紅樓夢抉微》一書語多荒誕的尷尬局面。

當然，闞鐸的研究也并非都是穿鑿附會。闞鐸在本書中也做了一些嚴肅的考證，盡管篇幅不大，但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紅樓夢抉微》對后來的研究者也產生過有益的影響。俞平伯先生就肯定并進一步闡釋了闞鐸關于“《紅樓夢》的主要觀念‘色’‘空’，明從《金瓶梅》來”的說法，并說：“近人闞鐸《紅樓夢抉微》一書，雖不免有附會處，但某些地方卻被他說著了。”

他是建筑史家，中國營造學社元老

除了是個紅學家之外，闞鐸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那就是建筑史家。

說起中國營造學社，研究古建筑的人都應該知曉。它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由私人興辦，并首開中國傳統建筑學術研究先河的民間學術團體，其創始人是舊交通系的朱啟鈐。1930年2月，北洋政府代理國務總理朱啟鈐在北京寶珠子胡同7號自己的寓所內，發起成立中國營造學社。據《中國營造學社：中國建筑之魂》一文介紹，學社成立初，朱啟鈐用“營造”而不用“建筑”二字，有兼容并包的考慮，他希望學社不局限于建筑一體，所有工藝類的藝術，比如彩繪、雕塑、染織、髹漆、鑄冶等等，都囊括其中，甚至一些民俗民歌，朱啟鈐也立志“旁搜遠紹”，其目的就是要彰顯建筑與文化之關系。

闞鐸是營造學社的元老。一開始在學社工作的職員，除朱啟鈐之外，只有三人，其中就包括闞鐸。他之所以能以非專業人員身份加入學社，全仗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1919年，闞鐸曾校勘清代漲潮的《幽夢影》，是古文的行家里手，又熱愛研究金石，于是受到朱啟鈐關注。營造學社以研究中國古代建筑為宗旨，主要從文獻和實物調查兩方面進行。學社成立初期側重于文獻研究，朱啟鈐因此特聘闞鐸任文獻主任。

闞鐸在營造學社成立期間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為編纂《營造辭匯》而赴日本訪問，撰寫《營造詞匯纂輯方式之先例》、《參觀日本建筑術語詞典編纂委員會記事》等學術論文。其最大的貢獻在于參與校訂了有宋代天書之稱的《營造法式》。《營造法式》是中國第一本詳細論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對于古建筑研究，唐宋建筑的發展，考察宋及以后的建筑形制 、工程裝修做法、當時的施工組織管理，具有無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文中有大量術語，再加上經屢次輾轉傳抄，錯漏難免，今人想要讀懂相當困難。朱啟鈐認為這樣珍貴的古籍一定要盡可能使之更為完善，因而委托版本專家陶湘及闞鐸、傅增湘 、羅振玉等搜集各家傳本譯注并校對，為此“時閱七載，稿經十易”，最終于1925年付梓刊行。除此之外，闞鐸還撰有《仿宋重刊〈營造法式〉校記》。此文貢獻頗大，為后世確立了營造學文獻校勘、取舍的原則和方法，發凡起例，可謂營造學社文獻研究的開山之作。

除了埋頭于文獻研究，闞鐸還參與古建筑的實地考察。他同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等一大批古建筑學者，曾先后前往全國15個省份的220多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2000多座建筑。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筑，如應縣木塔、薊縣獨樂寺、趙州橋等，均由中國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

有了朱啟鈐運籌帷幄，營造學社日漸興旺。造就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一大批青年才俊，不少政商名流也在此掛名，其中不乏張學良、前北洋政府交通部總長葉恭綽、中興煤礦大股東張文孚這樣的政界、商界要人。可就在營造學社最火爆的時候，闞鐸卻在“九·一八”事變后，脫離學社。他之前一直主持的“源流甚遠、訓釋甚艱”的《營造詞匯》一書遂無人能接，朱啟鈐深以為憾。

出任偽職，晚節不保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闞鐸退出了中國營造學社，因他早年在日本求學，加上政治上的原因，他最終投身偽滿，走到了國家和民族的對立面，成為了歷史罪人。

闞鐸這步政治上的錯棋讓他晚節不保。既是投敵之舉，他的一切活動也都被描繪成齷齪不堪的勾當。不少關于闞鐸的生平記述，只提到他“赴滿洲任偽奉山鐵路局(奉天至山海關)局長兼四兆鐵路局局長”，并沒有詳加記述。倒是王新英在《四平北站，從未忘卻的抗爭記憶》一文中，提到了闞鐸在東北的行蹤。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通過借款等方式先后在南滿鐵路兩側修筑了四條鐵路，分別是吉長鐵路、吉敦鐵路、四洮鐵路和洮齊鐵路。1922年1月15日，山東人馬龍潭出任四洮鐵路督辦，監修四洮鐵路鄭洮段筑路工程。當時的奉山鐵路局局長兼四洮鐵路局局長闞鐸和副局長郭則泌主張將該段鐵路修筑工程承包給日本人開辦的大倉株式會社，企圖從中漁利。馬龍譚堅決反對，他說：“將筑路權益拱手讓給外國人，其實質就是賣國。”最終在馬龍潭的堅持下，鐵路分段自修，筑路權回到了中國人自己手中。然而，1931年12月1日，“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與四洮鐵路局局長闞鐸簽訂《四洮鐵路借款及經營合同》，攫取了該路經營權。可見，闞鐸在偽滿洲國所為，大抵都是賣國行徑，其中真假，后人難辨。

1934年，闞鐸去世。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