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簡介

吳昕怡 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大一學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學校單間宿舍燒炭自殺。在學校的一次義務獻血之后，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陽，系乙肝病毒攜帶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進單獨的學生宿舍居住。

母親陳小玲在天津師范大學校園里為女兒吳昕怡拍的照片。死者家屬供圖　　4月10日那天，吳昕怡沒有去上一早的英語課。

如同大學校園里一次正常的逃課，沒人在意。

在單獨的宿舍里，她用一盆炭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她獨居的第34天。

意外被查出的“乙肝病毒”，給她帶來了災難。

最后的時日，她一個人起床，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下課。

母親陳小玲想過挽救女兒生命的各種可能性。

假設女兒的性格不那么脆弱、敏感;假設她沒有住進單間宿舍;假設在她燒炭的那一刻，輔導員老師能聽從陳小玲的急迫囑托，去宿舍看一眼……

可現實中沒有假設。

有人在吳昕怡單間宿舍里發現她的遺書。　　

宿舍的炭火和遺書

陳小玲坐立不安，女兒的電話打不通了。

4月10日下午4點左右，她給學院輔導員吳思打電話，拜托她去女兒吳昕怡的宿舍看看。

10分鐘后，吳老師回復陳小玲“昕怡在圖書館”。

陳小玲還是不放心，在網上找最早一班到天津的車票。母女連心，她感覺“昕怡越來越不對勁。”

那段時間，昕怡和母親說得最多的就是“累，心累”。

陳小玲說要去天津看她，她一開始很高興，轉而又說“別來了，算我求你。”

直到4月10日中午，女兒的話開始讓陳小玲看不懂。

“mom(媽媽)是個堅強的人，所以無論有什么也要堅強。”

“你照顧好自己。”

陳小玲有不好的預感，女兒像在和她交代什么。

當晚6點多，她發給女兒的微信再沒有收到回復。

李曉最先發現了事態嚴重。那天，她是第一個去敲吳昕怡宿舍門的同學。

在警方的詢問筆錄中她回憶，吳昕怡白天曾發短信，“她讓我晚上10點去宿舍找她，她想和我聊聊。”

發短信、敲門都沒回應，晚上11點，李曉和宿管阿姨推開了623宿舍的門，“特別濃的燒紙的味道”涌來。

19歲的吳昕怡躺在鋪上，蓋著被子，雙手握在腹部，身體已發紫冰涼。地上，半盆炭火正紅。

宿舍樓道里沒人聞到煙味兒。民警周永凱在勘察現場時發現，吳昕怡宿舍門的三邊縫隙都貼著透明膠帶，而且用了三條毛巾堵住地上的門縫。

“火盆旁有一箱炭，網購的。”周永凱說。快遞單上寫著“純蘋果炭5.5斤，蠟塊兩個。”

人們在宿舍里發現了吳昕怡的遺書：“史鐵生說：‘死是一件不必著急的事。’盡管深有感觸，可是我覺得人生好長，看不到終點。”

遠在福建老家的陳小玲，等到的是最壞的結果。

對于這份說明書，死者家屬和校方發生了分歧。　　

“大三陽”帶來的恐懼

最近，陳小玲閉上眼就能看見女兒的笑。

她想起女兒接到天津師大錄取通知書時的情景：“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下跳了起來，撲到我身上，胖嘟嘟的臉貼到了我的臉。”

“媽媽，你知道那是多牛逼的學校嗎?”高考556分，是吳昕怡高三發揮最好的一次。

在陳小玲眼里，女兒溫順乖巧，熱心腸，喜歡搞怪，她曾把母親的頭像找來，配著《小蘋果》的音樂做成動畫。但在外人面前，女兒卻不太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

吳昕怡喜歡在網絡上“冒泡兒”，貼吧里，她取名叫“蘇格蘭_奶牛”，并描述自己的性格“粗獷、活潑、急躁”。

在校園里，新生吳昕怡沒有給老師、同學留下太多印象。幾位同學評價她：愛聽蘇打綠的歌，喜歡讀書，總和同學去圖書館。

在一次義務獻血之后，吳昕怡發生了變化。

去年11月底，學校組織大一新生義務獻血，吳昕怡沒有通過獻血屋的篩查。到醫院檢查，她被確診為大三陽，乙肝病毒攜帶者。

第一反應是害怕，她甚至以為“大三陽”是絕癥。“媽媽，會不會沒得治?”電話里，陳小玲聽出女兒的聲音在發抖。

讓陳小玲擔憂的是，女兒的室友也知道了檢查結果。

她埋怨女兒不該告訴室友，“大家疏遠你怎么辦?”

陳小玲的擔心很快在女兒的回應中得到應驗，“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機放在別人桌上，大家會把她們的東西趕快收走。”

高超是吳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勵昕怡多和同學溝通，告訴大家乙肝病毒攜帶者沒那么可怕。

吳昕怡對高超說，她努力過，但有室友用短信回復她：“我們知道，但還是很害怕”。

同學張晴和吳昕怡住同一個樓層，她聽說，上學期，吳昕怡的一名室友總到別的宿舍住，還悄悄告訴別人她得了乙肝。

陳小玲建議女兒請假回家，調整一下身體和情緒。

吳昕怡沒有參加期末考試，提前回了老家。

爭議中的“說明書”

休養中的吳昕怡按醫生的囑咐早睡早起，“她希望能好起來去學校。”陳小玲說。

開學前，原本平靜的吳昕怡又緊張起來。一天晚上她突然問母親，“學校那邊怎么辦，我怕沒有同學會愿意和我在一起學習。”

臨近開學，吳昕怡接到學院通知，要復查。

3月初，陳小玲帶女兒去醫院復查，檢驗報告顯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個值。吳昕怡興奮地把檢驗報告當成績單一樣遞給母親，“媽媽，沒想到我的病毒量下降這么快。”

身體的好轉沒能讓吳昕怡順利返校。

陳小玲回憶，學院的領導在電話里跟她說，得開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的證明。

“這個證明沒法開。”林必定對學校的要求感到奇怪，這位福鼎市醫院傳染科主任回憶，吳昕怡曾找她請求開證明，“這不需要證明，2007年、2010年衛生部都發過文件，不得拒絕乙肝病毒攜帶者入職、入學。”

林必定介紹，從復查結果看，吳昕怡仍處于乙肝病毒攜帶階段，還沒發展到肝炎。“攜帶者和正常人沒什么兩樣，不需要特別治療。病毒攜帶期要讓病毒和抗體在體內‘打仗’，如果保養得好，病毒量降到標準數值以下，也有脫離病毒攜帶者身份的可能。”

沒有“證明”。陳小玲說，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告訴她，學院按先例，提出讓吳昕怡休學半年，和新一級學生入學重讀。

“憑什么?學校沒有權利這樣做，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學，不能白白耽誤一年時間。”吳昕怡拒絕休學。

陳小玲的說法是：學院領導告訴她，如果孩子堅持要來，學校只能給她調單間宿舍。“還讓寫一個書面材料，說明她是自愿住單間的。”陳小玲說。

4月20日，這份抬頭是“父母說明書”的復印件中顯示，“吳昕怡同學在接下來的大學生活將單獨居住，本人自愿承擔一切關于‘由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身份’而產生的身體及精神問題的后果。”說明書的末尾用括弧補充，“在單獨居住期間產生的身體及精神的后果自愿承擔”。

陳小玲記得，3月5日，在說明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后，她把筆一摔，“我們這是在學院‘不想休學就得住單間’的壓力下才寫的。”

馬強不認為這份“父母說明書”帶有強迫性。

4月20日，新京報記者以死者家屬身份，陪同陳小玲來到學院。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說，住單間“是學生和家長自己的決定。”

馬強不認為她遭到同學排斥，他說，吳昕怡檢查出大三陽后，學院曾向她的室友們普及常識。“學生們都很理解，但大家反映，吳昕怡開始疏遠她們，在宿舍里大喊‘我的血很臟’，和大家交流也改成用短信。”馬強說。

天津師范大學黨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張莉證實了馬強的說法，“住單間(宿舍)是學生本人和家長向學院申請的。”

張莉說，學校宿舍資源緊張，“從宿舍設置上就沒有單間這一說”，但考慮學生和家長的要求，學院多方調整才給她安排了一個房間。

“當時還有學生勸她別單獨住。”張莉說，從該生住單間的必要性、宿舍資源和安全上考慮，學院也不建議單住。但由于學生一再堅持，學院考慮“學生申請不能空口無憑”，申請性質的說明書也是在履行程序上要求她寫的。

張莉表示，對于乙肝病毒攜帶者，學校在學習生活上和其他學生沒任何差別對待。

對于學院建議吳昕怡“休學或跟下年級學生重新入學”，張莉稱，這要根據學生的身體狀況，如果學生在某種疾病的發病期，肯定會建議他休學、回家治病休息，“我們也要對其他學生負責。”

只有玩具熊陪伴的“單間”

吳昕怡住進了單間，623號房。和原來的宿舍門對門，只隔了一條走廊。

那間宿舍靠近樓梯口，原本備用為學生的自習室，里面堆滿了別人暫放的東西。宿舍仍然擺著4張床，三張空著，她睡在靠窗的一張。

臨上學前，陳小玲為女兒準備了單獨的餐具，“免得同學說，咱們盡量自覺點。” 在陳小玲看來，女兒被“隔離”了。吳昕怡開始還安慰母親：“一個人住一間不錯啊，有單獨的陽臺，空間也大。”

多位同學說，班上“大多數同學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很多人也不知道她為什么住單間，同學劉暢問她，得到的答案是“我喜歡一個人住。”

同學張晴覺得，獨居讓吳昕怡變得敏感，有次聊天，吳昕怡突然問，“我是不是很煩人?”張晴趕忙說“不會”。

這讓好友高超覺得可怕，“她絕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高超的記憶里，吳昕怡是喜歡和同學一起爬山、看電影，扎在同學堆里說笑的姑娘。

起初，吳昕怡用讀書去適應獨居的生活。3月12日，她在朋友圈寫道：每天要在必要時間關機去圖書館，“沉潛是為了更好的崛起。”

她曾試圖在同學們的印象中“崛起”。

3月20日，班里改選。講臺上，一名班委突然落淚，說班級工作不好做。

同學張晴記得，這時吳昕怡上臺，說她愿意試試宣傳委員，“她視頻做得很好，當時，很多同學投了她的票。”

結果是落選了，但張晴并沒看出吳昕怡有多失落。

讓同學們注意到的是，除了上課和集體活動，吳昕怡總是一個人。整個下半個學期，她都獨來獨往。

3月17日是高興的一天，她發朋友圈“再也不是一個人了。”照片里，一個大毛絨熊玩具靠在書桌上，那是朋友從甘肅寄來的。

她發給媽媽的照片里，戴著耳機，比了個剪刀手，蘑菇頭下的面龐沒有笑容。

“你有沒有從我的自拍里看出我的孤獨?”她問媽媽。

最后一次挽救的機會

聽了這話，陳小玲心酸。

剛離開自己身邊，女兒就在一個大城市里變得沉郁、孤獨。而這個女孩，并不是她親生女兒。

陳小玲覺得是緣分讓她和女兒相遇。生完兒子后，要個女孩一直是她全家的夢想。考慮計劃生育，她沒有再生。

30歲那年，在鄰村見到了6個月大的吳昕怡。朋友家超生的老三，被陳小玲抱回了家，當寶貝一樣養大。

吳昕怡讀初中時，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生母陳花妹和她感情很好，“她也喊我媽媽，我告訴她可以叫我名字，畢竟沒養她，很愧疚。”和陳花妹聊微信時，昕怡總會撒嬌地喊她“麻麻”。

“我有兩個爸爸媽媽疼我，愛都是雙倍的。”吳昕怡告訴姐姐，她覺得很幸福。

幸福止步在19歲這年。

陳小玲想起女兒生前的心愿：想考研，想“一點點把頭發留長，告訴自己可以改變，也給身邊人一個驚喜。”

她回想最后一次能挽救女兒的機會。

女兒死后，陳小玲在孩子的手機里發現了兩張她在宿舍燒炭的照片。照片從床上俯拍。一張炭火剛燃，另一張炭火正旺。

照片拍攝時間先后為4月10日15時58分、16時30分。陳小玲的通話記錄顯示，15時55分，她給輔導員吳老師打了第一個電話，拜托吳去女兒宿舍看看。

輔導員吳思沒有去吳昕怡的宿舍。她對陳小玲解釋，“學生說在圖書館，老師也不好打擾。”

吳老師說，事發前，她完全沒看出吳昕怡有任何異常。

“一件事情發生了，它的誘因很多，很復雜，想要探清她的內心世界，太難了。”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勸慰陳小玲，“如果能早點發現，誰都不會冷漠地去處理這個事。”

(在校學生均為化名)